台灣玉、澎湖、漢本遺址與世界航道上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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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不是一座被海隔絕的島。相反地，海很早就是台灣走向世界的道路。
很多人談台灣史，習慣從近代政權、殖民統治，或所謂「四百年歷史」開始說起。可是，如果把時間再往前推，就會發現台灣並不是一座安靜等待外人抵達的島。
在更早的史前時代，這座島已經透過海岸、河口、島鏈、海流、漁撈生活與物質交換，逐漸進入一套更大的海洋世界。
大海，對某些人來說是阻隔；但對生活在海岸、河口與島嶼附近的人群來說，大海也可能是道路。
台灣的位置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海洋性。東部面向太平洋與黑潮，西部隔著台灣海峽連向中國東南沿海，南方可經巴士海峽、巴丹群島與呂宋進入島嶼東南亞，東北方則面向與那國、琉球與日本西南諸島。這樣的位置，使台灣成為一個向多個方向展開的海洋節點。
一、從長濱文化開始的海岸世界
長濱文化把台灣海洋史的時間軸，推向更深的史前世界。
台東東海岸的八仙洞，是長濱文化的重要遺址之一。八仙洞位於台東縣長濱鄉面海峭壁上，出土長濱文化遺存，以礫石器為大宗，也有骨器與獸骨、魚骨殘骸。其年代可上推至距今約三萬年前左右，並被列為國定考古遺址。[1]
洞穴、岩岸、山地與海洋在這裡交會，構成早期人群生活、採集、狩獵與移動的環境。在這個階段，台灣與海的關係還不是港口、商船或跨國貿易的問題，而是海岸環境如何支撐早期人群生活的問題。
早在歐洲人把這座島稱為 Formosa 以前，台灣東岸就已經有面向海洋生活的人群足跡。
因此，福爾摩沙的海洋史，可以從長濱文化說起。不是因為那裡已經出現後世意義上的航海制度，而是因為它讓我們看見：台灣與海的關係，遠比近代海圖更早。
二、東岸與西岸：兩種不同的海上路徑
台灣的東岸與西岸，展開的是兩種不同的海洋世界。
東岸山脈逼近海岸，平原狹窄，河流短急，面向的是太平洋、黑潮與島鏈世界。這條海路更容易連到花蓮、台東、宜蘭南澳、綠島、蘭嶼、巴丹群島、呂宋，也可以往東北方向看向與那國、琉球與日本西南諸島。
它不是一條單純的平原貿易路，而是一條山海貼近、島嶼相望、面向太平洋的海上路徑。
近年關於台灣到與那國之間的實驗航行與數值模擬研究，也讓台灣東北方向的海域重新受到注意。2025 年刊於 Science Advances 的兩項相關研究，分別從實驗考古與數值模擬角度，測試舊石器時代人群跨越台灣與與那國之間海域的可能性。[2]
這類研究的重點，不在於證明後世意義上的商業貿易，而在於提醒我們：台灣東北方的海域，不一定只是隔絕，也可能是早期人群跨海移動的重要問題。
西岸則是另一種航海圖。
西部平原較寬，河口、沙洲、潟湖與淺海環境較多，隔著台灣海峽面向中國東南沿海。澎湖又位在海峽之中，成為往來、停靠、補給與轉運的重要節點。
台灣的海上路徑，本來就是多方向展開的。一邊是太平洋、黑潮與島鏈，一邊是台灣海峽、澎湖、河口與東亞沿海。東岸與西岸的差異，正是台灣海洋史不能寫成單線敘事的原因。
三、南端與巴士海峽：通往島嶼東南亞的門口
台灣南端也是這張海洋圖中不可省略的位置。
恆春半島面向巴士海峽，南方連向巴丹群島與呂宋，是台灣通往島嶼東南亞的重要方向。這條海路與東岸的太平洋路線、西岸的台灣海峽路線不同，它更接近南島世界、漂流事件、島鏈移動與近代國家權力交會的地帶。
從地理上看，台灣南端不是島嶼的盡頭，而是另一條海路的起點。往南，是巴士海峽、巴丹群島、呂宋與島嶼東南亞；往東，是太平洋與黑潮；往西，則可接回台灣海峽與南中國海北緣。
後來的牡丹社事件之所以發生在台灣南部，也不是偶然。船難、漂流、琉球、八重山、巴士海峽、排灣族社群、清朝治理與明治日本的對外行動，都在這個南端海域交會。
從史前島鏈移動到近代海權政治，台灣南端一直是理解台灣海洋史不可省略的位置。
四、澎湖：台灣海峽中的中繼點
澎湖位在台灣海峽之中，不只是離島，也是一組島嶼構成的海上節點。它面向台灣西岸，也面向中國東南沿海。從地理位置來看，澎湖讓台灣海峽不只是一片水域，而是一條有停靠、有補給、有轉運、有軍事意義的海上通道。
在後來的歷史中，無論是荷蘭人試圖占據澎湖，清代海防對澎湖的重視，法國遠東艦隊在清法戰爭期間攻占澎湖，或近代海權勢力對台灣海峽的關注，都說明澎湖在台灣海洋史中不能只被當成附屬島嶼。
澎湖是台灣海峽航路中的關鍵中繼點。
五、台灣海峽與中國東南沿海：西岸航道的另一端
台灣西岸的海洋世界，需要同時放入台灣本島、澎湖與中國東南沿海來理解。
福建、廣東一帶長期存在漁撈、海商、移民、走私、港口貿易與政權管制。台灣海峽不是單純的分隔線，而是一片有人往返、物資流動、軍事防衛與海上風險並存的水域。
對台灣西岸而言，福建沿海尤其重要。泉州、漳州、廈門、福州等地，長期是中國東南沿海移民、商人、漁民與船隻活動的重要區域。許多渡台者、海商與物資，都透過這片海域進入台灣。[18]
因此，台灣西岸的歷史，不能只寫成島內發展，也不能只寫成外國船隊抵達。它還是一段長期連接福建、廣東、澎湖與台灣西部平原的海峽史。
後來的明清海禁、海商活動、鄭氏政權、移民渡台、清代海防與十九世紀開港通商，都可以放在這條西岸海路中理解。
六、最早熟悉海路的人，不一定是商人
如果要談史前航道，就不能只談後來的商人、船隊與殖民勢力。更早熟悉海的人，往往是沿海漁撈人群、採貝者、島嶼居民與長期在海岸生活的人。
他們每天面對潮汐、魚群、礁岩、沙洲、風向、海流與可停靠的海灣。他們知道哪裡可以下水，哪裡容易遇到暗礁，哪個季節魚群靠近，哪一段海岸適合停靠，哪座島可以作為方向標誌。
這些知識不一定被寫成文字，卻可能在日常生活、捕魚、採貝、沿岸移動、婚姻往來、小規模交換與世代經驗中累積下來。
史前航道不一定一開始就是遠距離貿易路線。它可能先從漁撈、採集、近岸移動與聚落之間的交換開始。
真正的海洋世界，往往不是從大船與帝國開始，而是從熟悉海的人開始。
在這張早期航海圖上，最先移動的不一定是貨幣與商船，而可能是魚、貝、鹽、石材、玉材、陶器、珠飾、金屬器、婚姻關係、祭儀物品與工藝技術。
後來人們稱之為商業；但在更早的時代，它可能先以以物易物、互惠交換、贈禮、技術傳播與跨聚落往來的形式出現。
七、從以物易物到商業之路
台灣的航海圖上，從來不只有船，也有物品、技術與價值。
從史前以物易物的交換，到近代海上貿易，再到更制度化的商業行為，台灣一直沒有離開海洋秩序。早期流動的，可能是玉器、陶器、珠飾、金屬器、魚貝、鹽、作物與工藝技術；近代流動的，則是船隻、貨物、商人、移民與海權力量。
這裡所說的商業，指的是商業活動的早期形態，而不是後世有貨幣、商號、帳冊與固定價格的市場制度。只要物品被生產、被加工、被賦予價值，並沿著海路與聚落網絡流向不同地區，就已經可以看見商業行為的雛形。
航道讓人可以往來，交換讓物品有了方向。當不同地區的人群願意接收、保存、模仿、改造或再流通某些物品時，一條早期商業之路的輪廓就開始浮現。
八、台灣玉：從土地走向海上的物質證詞
台灣玉，是這條史前海上交流脈絡中最有力的物質證據之一。
台灣玉的重要礦源位於花蓮。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指出，台灣玉僅出產於花蓮，早在五千年前就被先民製作成錛鑿類工具，約四千年前開始被加工為裝飾品，至新石器晚期卑南文化階段已發展出種類繁多的玉飾品。東南亞地區也發現台灣玉蹤跡，而舊香蘭遺址出土以台灣玉製作的 Lingling-O 玉器，說明台灣與東南亞曾有互動往來。[3]
台灣玉的重要性，不只在於它是一種美麗的材料。它的出現，本身就代表一整套能力。
玉材需要被尋找與開採，原料需要被選擇，玉石需要切割、打磨、穿孔、造型與拋光，最後才能成為工具、飾品或身份象徵。這說明台灣史前人群已經具備材料掌握能力、工藝技術與相當程度的社會分工。
更重要的是，當台灣玉不只留在產地附近，而是進入更大的區域流通時，它就不再只是本地工藝品，而成為交換網絡中的重要物件。
東南亞多地發現與台灣玉材相關的玉器線索，使台灣被放入更廣大的史前海上交換網絡中。這種流動，不代表台灣曾經「統治東南亞」。真正能夠說明的是：台灣玉使台灣成為史前環南海交換網絡中不可忽視的一個來源地。[4]
台灣玉不只是一顆孤立的石頭，而是一條史前海路留下的物質證詞。它代表開採能力、工藝能力、價值認定，也代表跨區域流通的存在。
台灣玉的開採、加工與流通，首先代表的是本地史前人群對材料、工藝與交換關係的掌握。
九、卑南文化：工藝、身份與社會複雜度
卑南文化讓我們看見台灣史前社會內部的成熟度。
玉器不是自然形成後被人拿來佩戴的東西。它需要時間、工具、技術、經驗與審美判斷。當一個社會能大量製作玉器，並將玉器作為工具、裝飾品、身份象徵或儀式用品時，就表示這個社會已經超越基本生存階段，發展出更複雜的技術、審美與象徵系統。
因此，卑南文化不應只是考古課本中的名稱。它代表的是台灣史前人群在材料運用、工藝能力、社會組織與精神象徵上的累積。
從花蓮玉材，到台東卑南文化，再到東南亞發現的台灣玉蹤跡，這些線索共同指向同一件事：台灣史前文化不是封閉地留在島內，而是曾經透過材料、工藝與交換關係，進入更大的海洋世界。
十、漢本遺址：東台灣北段的海上交流節點
如果台灣玉讓我們看到材料如何從土地走向海上，那麼漢本遺址則讓我們看見東台灣北段與海上交通之間的關係。
Blihun 漢本考古遺址位於宜蘭南澳，年代屬金屬器時代，約距今 1800 至 900 年。漢本遺址發現完整度極高的聚落型態，包括大規模駁坎、火塘、鍛鐵爐與石棺群等史前遺跡，也出土金屬器、玻璃、瑪瑙等外來物質。蘭陽博物館資料指出，漢本遺址以海域為重要交通動線，充分顯示早期人群的海洋文化特色。[5]
這些材料讓漢本不只是東台灣的一處遺址，而是一個山海交界、外來物質、高溫技術、金屬器與海上交通可能交會的位置。
漢本的重要，不只在於它出土了哪些器物，也在於它提醒我們：台灣東岸不是遠離交流的邊地。它面向太平洋，也連接山地資源、沿岸聚落與海上路線，是理解台灣東部海洋文化不可忽略的一環。
十一、十三行文化：北台灣河口與鐵器時代交流
西岸與北岸的海洋世界，可以從十三行文化看見另一種型態。
十三行遺址位於今日新北市八里區，靠近淡水河口。十三行博物館資料指出，十三行人生活在距今約 1800 至 500 年前，屬於台灣史前鐵器時代，是目前確定擁有煉鐵技術的史前居民之一，遺址中出土陶器、鐵器與墓葬等豐富遺物。[6]
淡水河口連接內陸與海洋，使十三行不只是聚落，也是一個河海交通與交換網絡中的位置。
河口不是陸地的盡頭，而是山、河與海開始交換的地方。山上的石材、木材、獵物與農作物，可以順著河流進入海岸；海上的貝類、鹽、外來珠飾、金屬器與技術，也可能經由河口進入內陸。
當陶器、鐵器、墓葬、外來物與煉鐵技術共同出現時，看到的就不只是單一遺址，而是一個更複雜的史前晚期交流世界。
十三行可以放在西岸海峽、北台灣河口、淡水河流域與東亞沿海往來的脈絡中理解。它和漢本不同，卻共同說明一件事：台灣的史前晚期，已經不是單純的地方聚落生活，而是與金屬技術、外來物質、河海交通與交換網絡交織在一起。
十二、南島世界：台灣不是孤立的島
如果把台灣放回南島語族的脈絡，這張海洋圖會變得更大。
南島語族分布範圍極廣，從台灣、菲律賓、島嶼東南亞，到太平洋與印度洋島嶼，形成世界上極重要的海洋語族網絡之一。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指出，已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南島語族可能從台灣出發，遷徙至南太平洋與印度洋島嶼；台灣南島語保存的高度多樣性，也使台灣在重建南島語族源頭與遷徙路徑上具有重要位置。[7]
這不代表所有路線都已經被完全證明，也不代表每一件考古材料都能直接拿來證明「台灣人航向哪裡」。比較成熟的說法是：台灣在南島語族與島嶼世界的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台灣玉、卑南文化、漢本遺址、十三行文化等材料，則讓我們更具體地看見台灣與海洋交流之間的關係。
南島語族的擴散，不能只被看成一條單純的人群移動路線。它背後還有海上知識、航行能力、島鏈經驗、物質交換、語言傳播與長期生活方式的累積。
到這裡為止，我們看到的是史前與早期海洋網絡中的台灣。接下來，當歐洲航海勢力進入東亞，這座島又被放進另一張海圖之中。
十三、從史前航道到 Formosa：不是直線延續，而是位置反覆被啟動
從史前航道到近代 Formosa，並不是一條沒有中斷的直線。
不同時期的航行技術、交換對象、政治力量與貿易制度都不同。台灣史前海路並沒有直接一路延續成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航線，也不能把所有時期硬接成同一條路線。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長期具有海洋節點的位置。這個位置在不同時代，被不同力量反覆啟動。
史前時代，它透過玉器、河口、島鏈、漁撈人群、工藝與物質交換進入海洋網絡。近代以後，它透過歐洲海圖、殖民貿易、東亞海權與帝國競爭，被世界重新看見。
Formosa 不是台灣最早的名字，卻是台灣進入近代歐洲航海世界的重要名稱。通行說法多將 Formosa 與十六世紀葡萄牙航海者對台灣的命名相連。不過，關於葡萄牙水手是否曾留下直接的第一手記錄，學界仍有討論；較穩妥的說法是，Formosa 作為「美麗之島」的名稱，確實在近代歐洲航海世界中成為西方認識台灣的重要名稱之一。[8]
Formosa 的意義不只是「美麗」。它代表台灣被放入歐洲航海、海圖、貿易與殖民競爭的視野。
十四、荷蘭、西班牙與鄭氏：台灣進入近代東亞海權
十七世紀之後，荷蘭、西班牙、鄭氏政權與清代海疆治理，先後讓台灣進入不同的海洋秩序。
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開拓東方貿易，曾試圖占據澎湖，後來轉入台灣南部，並以台南為中心建立殖民政權，興築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作為行政統治、軍事防衛與貿易轉運中心。中研院檔案館資料指出，荷蘭東印度公司曾於 1604、1622 年兩度出兵澎湖，後來撤出澎湖轉入台灣，並於 1624 年以台南為中心建立殖民政權，興築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9]
西班牙則從馬尼拉體系進入北台灣。十七世紀二十年代，西班牙人為了發展對中國、日本的貿易與傳教工作，並對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勢力，進入雞籠與淡水一帶，建立北台灣據點。西班牙人在 1626 年於雞籠和平島築聖薩爾瓦多城，後來也在滬尾建立聖多明哥城，成為北台灣的重要據點。[10]
這說明台灣在十七世紀並不是孤立島嶼。南部有荷蘭的東亞貿易轉運據點，北部有西班牙從馬尼拉體系伸入的軍事與傳教據點。台灣被放進中國、日本、菲律賓、東南亞與歐洲商業公司競逐的海上網絡之中。
鄭氏政權的意義，也不能只寫成反清基地。它本身帶有強烈的海商、軍事與東亞航路特徵。鄭成功逐退荷蘭人後，以台灣作為根據地，延續中國東南沿海、澎湖、台灣、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海上政權網絡。
台灣在這一階段，不只是內陸王朝邊陲，而是海上政權經營的根據地。
十五、台江內海與台南：近代早期的海洋中心
近代早期的台南，不能只被看成陸地上的府城。
荷蘭人選擇在安平一帶建立熱蘭遮城，與當時台江內海的港灣、潟湖與海上交通條件密切相關。台江內海連接外海、沙洲、港道與內陸聚落，使台南成為船隻停靠、貨物轉運、軍事防衛與行政治理的核心位置。
台江國家公園資料指出，荷蘭人 1624 年來到台江地區後，在北汕尾設立商館、海堡，並在大員規劃建造熱蘭遮城、大員市鎮與赤崁地區的普羅民遮城；當地所產稻米、甘蔗與梅花鹿皮也成為外銷貨品。[11]
因此，荷蘭與鄭氏時期的台南，不只是政治中心，也是海洋中心。它的意義不在於一座城，而在於它位在港灣、內海、航道與貿易網絡交會之處。
台江內海後來因河道改變、洪水與淤積逐漸改變地貌，但它在近代早期台灣海洋史中的位置不可忽略。它讓台南成為台灣進入近代海上世界的核心場域之一。
十六、清代海疆與十九世紀開港通商
進入清代以後，台灣逐漸被納入帝國海疆治理。但台灣的海洋位置並沒有消失。
相反地，到了十九世紀，台灣的港口被捲入更制度化的國際通商秩序。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安平與淡水因條約開港進入國際通商網絡；基隆與打狗也因港口條件、煤礦、海關與外商活動，逐漸成為近代台灣重要的對外港口。財政部關務署資料記載，清廷根據中英、中法天津條約，於 1860 年開放台灣南部之安平港及北部之淡水港為通商口岸；1863 年設淡水海關與基隆支關，同年也在高雄旗后設立高雄支關。[12]
這些港口改變了台灣與世界的連結方式。淡水與北台灣茶葉外銷有關，基隆因煤礦與港口條件受到注意，安平與台南延續西南部的海上貿易傳統，打狗則逐漸成為南台灣重要的對外港口。
開港以後，英國、美國與其他外商也透過淡水、打狗、安平、基隆等港口進入台灣貿易網絡。茶、樟腦、糖、煤等物資，使台灣不再只是區域性的海島，而逐漸被接入十九世紀的全球商業體系。
港口不只是地理出口，也成為貨物、資本、勞動、語言、法律與地方社會交會的場所。
到了這一階段，台灣的海洋史已經從史前交換、殖民據點與海商政權，進入條約港、海關、外商與國際貿易的世界。
這是從以物易物到近代商業制度之間的重要轉折。
十七、美國黑船時代的足跡：基隆、煤礦與港口測量
十九世紀中期，美國也把 Formosa 放進遠東航海與補給地圖中。
培里艦隊的主要任務是打開日本門戶，但在 1854 年，日本遠征相關船隻 Macedonian 與 Supply 也被派往台灣北部基隆附近，尋找煤礦與船難水手，並調查港口條件。Reed College 資料記載，1854 年培里從日本遠征中分出 Macedonian 與 Supply 兩艘船，到北台灣基隆附近尋找煤礦與船難水手；澳洲國家圖書館則保存有 1854 年奉培里命令測量的《Keelung Harbor, Formosa Island》地圖。[13]
這段歷史說明，黑船時代的 Formosa 不是培里日本遠征的主角，卻已經在同一張遠東海權、煤炭補給與港口測量的地圖上。
對十九世紀的蒸汽艦隊而言，煤礦、港口與中繼點本身就是戰略資源。基隆之所以被注意，正是因為台灣的位置與資源，使它可能成為美國在東亞航線中的補給與觀察據點。
十八、琉球漂流民、牡丹社事件與明治日本
十九世紀後半，台灣也被捲入琉球、日本與清朝之間的海上政治。
1871 年，琉球船隻漂流至台灣南部後引發事件。1874 年，明治日本以此為理由出兵台灣。這段歷史把台灣南部、琉球、八重山、宮古、巴士海峽、清朝邊疆治理與明治日本早期對外軍事行動連在一起。[14]
它不是單純的陸地戰爭，而是典型的海洋事件。
船難、漂流、原住民族社群、清朝治理範圍、日本對外擴張與近代國家主權觀念，在台灣南端的海域與山地之間相互碰撞。
在這場事件中，排灣族社群不是背景，而是面對漂流者、清朝、日本與近代國家權力時的行動者。
如果說葡萄牙、荷蘭、西班牙讓 Formosa 進入歐洲航海與殖民貿易視野，那麼牡丹社事件則使台灣被納入明治日本早期對外軍事行動與東亞近代國家秩序的問題之中。
十九、法國清法戰爭：基隆、滬尾與澎湖
十九世紀末，法國又把 Formosa 直接拖入帝國海權戰爭。
清法戰爭原本起因於清朝與法國在越南主權問題上的衝突，但戰爭後期，法國遠東艦隊將戰場延伸到台灣與澎湖。國家文化記憶庫資料指出，法軍由孤拔統率遠東艦隊，取得台灣海峽制海權，並於 1884 至 1885 年戰爭後期先後占領台灣雞籠與澎湖，在雞籠、滬尾與澎湖之間引發清法戰爭在台戰役。[15]
法軍攻打基隆，試圖控制台灣北部港口；又攻向滬尾，企圖威脅淡水河口與台北方向；最後也一度占領澎湖，使台灣海峽的戰略位置更加明顯。
美國看到的是港口、煤礦與補給可能；法國則把 Formosa 變成軍事攻防與海權封鎖的現場。
這段歷史說明，台灣在近代不只是通商與補給位置，也是一個會被帝國艦隊攻防、封鎖與佔領的海權節點。
二十、清法戰爭後的台灣建省與海防強化
清法戰爭之後，台灣的戰略位置更加明顯。
基隆、滬尾與澎湖的攻防，使清廷意識到台灣不只是邊疆島嶼，而是東南海防中的關鍵位置。教育部教育雲資料指出，清法戰爭直接影響台灣建省；戰後清廷將台灣升格為行省，並由劉銘傳推動相關建設與治理規劃。[16]
也就是說，法國遠東艦隊並沒有長期統治台灣，卻讓清廷看見台灣在東亞海防中的重量。
台灣從海疆邊地，逐漸被推向更高層級的治理與戰略位置。
二十一、1895 年：甲午戰爭與日本取得台灣
1895 年，甲午戰爭後，清朝戰敗，並在《馬關條約》中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這是台灣近代海洋史中的另一個重大轉折。《馬關條約》第二條明定，清朝將台灣、澎湖群島等地割讓給日本。[17]
對日本而言，台灣不只是新取得的殖民地，也是一個面向華南、琉球、菲律賓與南洋方向的海上據點。從此，台灣被納入日本帝國的殖民治理與海權布局之中，成為日本走向近代帝國的重要一環。
台灣在日本帝國體系中的價值，並不只是土地與人口，也包括它的海上位置。它位在琉球、華南、菲律賓與南洋之間，使日本取得台灣後，得以把勢力更深地推向西太平洋與南方海域。
如果說清法戰爭讓清廷重新意識到台灣的海防價值，那麼 1895 年之後，台灣則被日本放進更大的帝國海洋秩序。
這使 Formosa 的近代海洋史，從通商、補給與戰爭，進一步走向殖民統治與帝國戰略。
二十二、台灣本地人群不是背景
在這些海路、交換與戰爭敘事中，台灣本地人群不應被寫成被動背景。
從長濱文化的海岸生活，到台灣玉的開採與工藝；從沿海漁撈、採貝、山海交換，到漢本、十三行與南島語族脈絡；再到牡丹社事件中排灣族社群面對外來國家權力，台灣本地人群一直是這張海洋圖上的行動者。
台灣海洋史同時包含外來船隻的抵達，也包含本地人群如何使用海、理解海、穿越海、交換物品與面對外來力量，並在山、河、海之間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
如果只寫葡萄牙、荷蘭、西班牙、美國、日本、法國，就會把台灣變成外國勢力經過的舞台。可是，真正的台灣海洋史不只是外來者的航海史，也是本地人群在海岸、河口、島鏈與山海之間生活、移動、交換與抵抗的歷史。
結論：海把台灣放進世界
從長濱文化的海岸世界，到台灣玉的開採、工藝與流通；從卑南文化的玉器工藝，到漢本遺址所呈現的東岸海洋線索；從十三行文化的河口與鐵器時代交流，到澎湖作為台灣海峽中繼點，台灣的海洋史並不是近代才開始。
在 Formosa 這個名字出現在歐洲海圖以前，這座島早已位在海岸、河口、島鏈與海流交會之處。東岸面向太平洋與黑潮，西岸連向台灣海峽與中國東南沿海，南端通往巴士海峽、巴丹群島與呂宋，北方則可連向琉球與日本西南諸島。這些方向共同構成台灣的海洋位置，也讓台灣不可能只是孤立於海上的島。
史前時代，流動的是魚貝、石材、玉材、陶器、珠飾、金屬器、工藝技術與人群往來。近代以後，流動的是船隻、貨物、商人、移民、傳教士、軍隊、海關、煤礦、港口與帝國海權。不同時代的制度不同，力量不同，路線也不同；但台灣作為海洋節點的位置，卻一次又一次被啟動。
葡萄牙人留下 Formosa 之名，荷蘭與西班牙把台灣放進東亞殖民與貿易競逐，鄭氏政權以台灣作為海上根據地，清代將台灣納入海疆治理，十九世紀開港通商使淡水、基隆、安平與打狗接上國際貿易，美國培里遠征的相關船隻曾注意基隆的煤礦與港口，明治日本因琉球漂流民事件出兵台灣，法國遠東艦隊則在清法戰爭中攻打基隆、滬尾與澎湖。這些事件看似分散，背後其實都指向同一件事：台灣的位置，始終牽動著東亞海路與近代海權。
然而，台灣海洋史不只是外國船隻抵達台灣的故事。從長濱文化的早期海岸生活，到台灣玉的開採與加工；從漁撈、採貝、山海交換，到漢本、十三行與南島語族的海洋脈絡，台灣本地人群一直都是這張海洋圖上的行動者。他們不是歷史的背景，而是使用海、理解海、穿越海、交換物品並面對外來力量的人。
因此，福爾摩沙的海洋史，不是一條單一直線，也不是某一個帝國的附屬章節。它是一部由海岸生活、物質交換、島鏈移動、港口貿易、海峽往來與帝國競逐共同構成的歷史。
台灣不是到了近代才被世界看見，更不是一座被海隔絕的邊緣島嶼。
從史前以物易物的交換，到近代航海世界中的通商行旅；從台灣玉、澎湖、漢本遺址，到 Formosa、開港、海防與東亞海權，台灣一直在海上的路線之中。
海不是台灣的邊界，是台灣走向世界的道路。
註解與參考資料
[1] 文化部國家文化資產網記載，八仙洞為國定考古遺址，是長濱文化代表性遺址之一。
[2] 2025 年 Science Advances 刊出兩項相關研究：一篇以實驗考古測試非帆式獨木舟能否以舊石器工具製作並跨越海域；另一篇以數值模擬研究台灣與與那國之間跨越黑潮的條件。
[3]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指出，台灣玉僅出產於花蓮，早在五千年前被製成錛鑿類工具，四千年前開始加工為裝飾品，並提到東南亞地區發現台灣玉蹤跡及舊香蘭遺址的 Lingling-O 玉器。
[4] PNAS 論文指出，來自台灣東部的綠色閃玉曾被製作成特定形式耳飾，並分布於菲律賓、東馬來西亞、越南南部與泰國半島等地，呈現史前海上交換網絡。
[5] 蘭陽博物館資料指出，Blihun 漢本考古遺址屬金屬器時代，距今約 1800 至 900 年，具有聚落、駁坎、火塘、鍛鐵爐、石棺群等遺跡，並以海域為重要交通動線。
[6] 十三行博物館資料指出，十三行遺址位於淡水河海口交界處南岸，十三行人生活在距今約 1800 至 500 年前，屬台灣史前鐵器時代，是目前確定擁有煉鐵技術的史前居民之一。
[7]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指出，已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南島語族可能從台灣出發，遷徙至南太平洋與印度洋島嶼；台灣南島語保存高度多樣性，對重建南島語族源頭與遷徙路徑具有重要意義。
[8] 外交部資料提到十六世紀葡萄牙水手經過台灣並稱其為 Ilha Formosa；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則指出，目前難以找到葡萄牙船長、水手或探險家航經台灣時驚呼 Ilha Formosa 的直接紀錄，因此正文採較審慎寫法。
[9]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資料指出，荷蘭東印度公司曾於 1604、1622 年兩度出兵澎湖，後轉入台灣，於 1624 年以台南為中心建立殖民政權，興築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
[10]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資料指出，西班牙人在 1626 年來到台灣，於雞籠和平島築聖薩爾瓦多城；國家文化記憶庫亦記載西班牙人在 1626 年占領雞籠，並於 1629 年在滬尾建聖多明哥城。
[11] 台江國家公園資料指出，荷蘭人 1624 年來到台江地區後，在北汕尾設立商館、海堡，並在大員建造熱蘭遮城、大員市鎮與赤崁地區的普羅民遮城，當地稻米、甘蔗與梅花鹿皮也成為外銷貨品。
[12]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資料指出，1860 年清廷根據中英、中法天津條約開放安平港與淡水港為通商口岸，1863 年設淡水海關與基隆支關，同年於高雄旗后設高雄支關。
[13] Reed College 資料記載，1854 年培里從日本遠征中分出 Macedonian 與 Supply 兩艘船，到北台灣基隆附近尋找煤礦與船難水手；澳洲國家圖書館保存有 1854 年奉培里命令測量的《Keelung Harbor, Formosa Island》地圖。
[14] 牡丹社事件相關資料指出，1871 年琉球人船難受害與 1874 年日本出兵台灣是事件核心脈絡；相關研究也從排灣族後裔、琉球人船難事件與日本出兵等角度整理此事件。
[15] 國家文化記憶庫資料指出，清法戰爭中法國遠東艦隊取得台灣海峽制海權，並於 1884 至 1885 年戰爭後期先後占領台灣雞籠與澎湖，在雞籠、滬尾與澎湖之間引發清法戰爭在台戰役。
[16] 教育部教育雲資料說明，清法戰爭直接影響台灣建省；戰後清廷將台灣升格為行省，並由劉銘傳推動相關建設與治理規劃。
[17] 中華民國外交部所列《中日馬關條約》第二條記載，清朝將台灣、澎湖群島等永久割讓給日本。
[18] 關於台灣西岸與中國東南沿海的移民與往來，可補充引用李文良〈清初入籍臺灣法規之政治過程及其歷史意義〉等研究，文中指出台灣漢人移民主要來自福建漳州、泉州以及廣東惠州、潮州等府。